韩国和日本是通过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改革，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进而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典型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较大。总体而言，从日本、韩国的经验看，跨越陷阱实际上是竞争力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，日韩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出内生增长动力，最关键的是实现了从“模仿”到自主创新的方式转换，其主要经验包括以下几方面。
1.调整经济发展方式。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，日本实现了轻工业——重工业——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，完成了由“贸易立国”到“技术立国”再到“文化立国”的转变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西方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，极大地冲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。韩国提出“产业结构高级化”的政策目标，加速从依托增加资金投入、维持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战略，转为主要依靠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。韩国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，整顿轻纺、纤维、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；将汽车、造船、机械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出去，国内主要抓研发、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、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。这为韩国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机，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2. 依靠技术创新立国。高收入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，均采取各种战略和措施来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，以此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。1982 年，韩国正式提出“科技立国”战略，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。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，为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，韩国进一步实施“科技立国”战略，发展本国高新技术产业。与韩国类似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日本也确立了“创新立国”战略，并把它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。
3.提高全要素生产率。20世纪70年代，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点是资本投入增长速度非常快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，经济增长依靠的是要素投入。但到20世纪80年代，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28.94%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劳动投入部分，成为仅次于资本的第二大发展动力。1998-2011年间，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.87%，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。韩国真正实现了经济转型，转变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。日本经历了1951—1974年的高速增长期，1975—1993年的平稳增长期，以及1994—2005年的失去的十年期，每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同向升降。
4.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。韩国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调整初次分配格局；通过社会保障措施调整再分配格局。1980年代以后，基尼系数明显降低，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。1991年韩国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.39降至0.26，社会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。
5.实现城乡均衡发展。20世纪60年代，在工业化进程中，韩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。1970年，韩国政府启动旨在缩小城乡差距、工农协调发展的“新村运动”。韩国《农林统计年报》显示，1970年韩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44.7%，2005年下降到6%。农民在其他非农部门大量兼业，城乡收入分配发生了显著变化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95%，城乡收入差距已基本消失。二战后，伴随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发展，日本城乡差距急剧扩大，由此引发了大城市人口过密、农村人口过疏、农村经济日渐凋敝等系列问题。日本政府于 1961 年、1969 年和 1977年先后制定了三轮综合开发计划，不断调整农业、农村政策，通过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，完善城乡统筹的养老、医疗、教育制度的方式，使城市和农村在法律地位、居民政治权利、社会保障、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，有效解除了农民进城或城市居民“下乡”的后顾之忧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日本成为了世界上城乡差距较小的国家。
二、一些国家跌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原因探析
许多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为何相继跌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？以下原因不可忽视。
1.发展失速。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实质是增长问题。在具有持续增长能力的经济体内，各种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增量调整的方式逐渐予以解决，而在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内则只能被迫进行存量调整，陷入“增长停滞—社会动荡—经济失序—复苏无力”的恶性循环。一国经济必须保证持续发展，否则就会跌落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整个拉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经济年均增速1.2%，人均GDP增长只有-1.9%，其中1963—2008年的45年间，阿根廷还出现了16年负增长。
2. 结构失衡。巴西、墨西哥、阿根廷、马来西亚、泰国长期存在结构失衡。第一，产业结构失衡。巴西、阿根廷、墨西哥等国忽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却转而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钢铁、造船等重化工业，导致轻重工业比例失衡和工农业比例失调。第二，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失衡。高端人才匮乏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制约经济结构升级转换。2009年，日、韩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2%，而智利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.7%。2009年，韩国获授权专利达到9566件，同期马来西亚仅为181件。第三，城乡发展失衡。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于过快的城市化，大量无地人口涌入城市，就业、住房、收入和社会保障困难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巴西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41.4%飙升到2013年的85%，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。泰国总人口6000多万，而首都曼谷人口就达1000多万。第四，社会保障机制失衡。就业、医疗、教育保障投入弱化，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冲击。第五，环境发展失衡。巴西大量砍伐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树木、工业化种植经济作物，阿根廷过度放牧，泰国的森林资源基本被毁损，马尼拉和雅加达大量垃圾被直接倾倒入海中。
3. 资金失血。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缺乏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，经济严重受制于发达国家资金，特别是普遍存在着借短放长现象，加上过早过度放开资本管制，一旦外资撤离致使资金失血，企业就会倒闭或濒临破产。例如，巴西曾经成为南美的骄傲，但巴西后期严重依赖外资，1999年的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，资金大量失血，经济下滑至谷底。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也大致如此。
4. 应对失措。许多跌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国家，当重大困难或经济危机来临时，应对失措，使困难演变成危机，小危机演变成大危机。第一，部分拉美国家顽固坚持“举债增长”战略。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不久，不少拉美国家继续维持“举债增长”的发展战略，同时欧美国家则相继采取紧缩政策，极度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。第二，推行“原教旨市场决定论”经济政策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仍处于经济增长停滞泥潭的拉美国家将“看不见的手”视作救命稻草，让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见死不救。经济监控缺位下的救助方案不仅未能消除债务危机的根源，反而导致国际收支更趋恶化。第三，拉美不少国家脱离本国财政金融水平，照搬西方高福利制度。1987—1988年，在拉美较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阿根廷和乌拉圭，其社会保障税率分别高达34%—45%和54%—57%，接近欧洲国家；有不少国家为20%—30%，也高于加拿大和美国。“福利赶超”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，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宏观财政上的债台高筑。第四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，未能及时对依靠低成本贸易拉动经济的模式进行调整，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三、中国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应采取的举措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实质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。中国要解决这一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，显然需要多管齐下，例如，优化投资、进出口和消费结构，以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，推动技术创新，着力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，等等。此外，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1.发挥政府战略导向作用。要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决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。以亚洲为例，成功跨越“陷阱”的大多是政府作用明显、经济决策高度集权的国家，而那些放弃政府应有作用的，反而跌入“陷阱”不能自拔。菲律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经过30年快速发展，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。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，政治、经济体制完全照搬美国，资金和政策严重依附IMF、世界银行等外国势力。菲律宾政府作用疲弱，未曾制订明确的、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，导致经济长期衰退、社会动荡，由“亚洲典范”走向“亚洲病夫”。战后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，官产学一体、银企相互渗透，在短短二三十年里，经济实力迅速超过英国、法国和德国。韩国政府在60年代初形成以高度集权化为特点的经济决策模式。新加坡政府在西方看来现在仍然是一个政府相对集权的国家。中国的国情和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证明，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，才能保持自身特色、跨越发展陷阱。
2. 推进城乡二元市场改革。中国“城乡分割”的“二元结构”主要表现为土地制度、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治理制度、户籍管理和相关制度的城乡分割。成功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、就业方式、人居环境、社会保障、配套政策等一系列由“乡”到“城”的转变。要统筹推进人、地、钱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改革；在城乡户籍、农村土地产权、城乡社会保障和政府财政税收制度上要有所突破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，在深度城市化进程中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，近期重点抓好棚户区改造，在资金、技术和机制上确保2017年前实现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改造目标。
3.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。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推动型向消费推动型转变，必须依赖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居民收入的提高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、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、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，形成经济增长、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局面。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加快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“橄榄形”分配格局。从减贫、基本公共服务、人力资本建设、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，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，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，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。
4. 把改革驱动作为各项应对措施的主基调。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秩序进行深度调整。为了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，大国已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。我们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，牢固树立经济增长依靠“改革驱动”、“效率驱动”的观念，以改革对接开放、对接全球化的规则和机制，提高“中国制造”的竞争力和“中国模式”的影响力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内生增长的轨道。
（作者：国家开发银行行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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